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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毛澤東心目中的“實事求是”

    帶著“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的目標,重溫黨史,汲取思想營養——

    曹應旺

    日期:2016-04-30 17:37:05   來源:中央文獻研究室    點擊:
     
    一代偉人 毛澤東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毛澤東在年輕的時候就喜歡明朝楊繼盛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以判斷,毛澤東正式提出“實事求是”的概念,以及系統闡述“實事求是”的思想和領導方法是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他在其中深入闡釋了“實事求是”的內涵:“‘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那么,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毛澤東基于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踐對此進行了探索和思考。
        ■“虛懷觀是”:“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一條就是“遇事虛懷觀一是”,即“虛懷觀是”。毛澤東認為“遇事”就是對所有時候、所有場合的所有事,都要實事求是。一時、一定場合、個別事情的實事求是是容易的,一輩子、所有場合、所有事情上的實事求是是不容易的。“遇事”就是排除任何選擇性的實事求是。“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中心在“虛懷”,即本來無一物的自然狀態的胸懷。
        如果胸中只有本本,一切從這個本本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那就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教條主義的狀態。他諷刺地指出:“教條主義是不落地的,它是掛在空中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如果胸中只有領導,一切從領導的意圖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那也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唯上是從的狀態。唯上是從者眼睛只朝上看,不朝下看,看不到客觀實際,看不到群眾的要求。在抗戰中,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胸中只有私心雜念,一切從自己的私利出發,而不是從本來的實際出發,同樣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個人主義的狀態。他批評個人第一主義的人都不是老實人,指出:“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虛懷是謙虛的狀態,而不是驕傲自滿的狀態。毛澤東認為,謙虛等于尊重實際,驕傲自滿就會脫離實際。他在《實踐論》中指出:“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抗戰中,他經常提醒各級領導和指戰員要防止驕傲,特別要防止勝利后的驕傲。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一個月后,一二九師七七一團遭到日軍襲擊。10月25日,他致電八路軍各級負責人,指出:“小勝之后,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團七亙村受襲擊,是這種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你們宜發通令于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戰的長過程。”1944年,抗戰勝利快要到來,毛澤東又多次提出防止驕傲,要求“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驕傲就會看不到實際,就求不到“是”,就會失敗,這對任何人都不例外。
        ■“和氣察是”:和氣,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二條就是“與人和氣察群言”,即“和氣察是”。和氣,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對人不尊重、不平等,驕氣待人,盛氣凌人,人家就不能交心、講真話,你就聽不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就求不到那個“是”。所以,民主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認識論上的問題。
        抗戰時期,毛澤東反復談民主與抗日的關系。1937年5月3日他說:“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1939年9月24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在回答斯諾提的關于抗日與民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現在的中國,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自抗戰開始以來,國民黨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還沒有什么變化。抗日而沒有民主,是不能勝利的,抗日與民主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針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來論述民主的。
        共產黨通過民主領導抗日戰爭,首先靠的是黨內生活的民主化。毛澤東指出:“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  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民主決策既是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保證決策正確的重要途徑。1942年12月底,毛澤東接見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當他聽到陜甘寧邊區有老百姓給一個分區司令員提了意見,就高興地說:這是天大的好事!那個老百姓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氣,受當兵的欺負,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現在他敢向我們一個分區司令員提意見,敢批評這位“長官”,你們看這有多么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為避免邊區財政入不敷出,開明紳士李鼎銘等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在毛澤東支持下,經過充分討論,參議會通過了相關決議。后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發揚民主,善察群言,廣納良言,就能夠避免決策失誤。
        毛澤東反對獨斷專行,強調提倡民主作風。1944年12月15日,他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講話:“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項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于獨斷專行,而不善于啟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于運用民主作風。”“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風,我們一定要改正這個缺點。”
        1941年,陜甘寧邊區征收公糧20萬擔,任務太重,引起部分群眾不滿。6月邊區縣長聯席會議上,下雨打雷,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遭雷擊身亡。事后傳出了一個農民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的話。保衛部門要把這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毛澤東不僅制止追查,而且把農民的想法裝進了心里。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至少三次講到這件事。他說:這件事“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減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 可以說,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毛澤東善于“與人和氣察群言”、作風民主有很大關系。
        ■“去偏歸是”:“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三條就是“各去所偏”,“歸于一是”,即“去偏歸是”。
        去偏歸是,是毛澤東1941年夏秋為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困難提出來的。當時朱德、任弼時以及西北局的一些負責人主張采取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的辦法解決困難。林伯渠、謝覺哉等主張把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毛澤東下大力氣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同林伯渠、謝覺哉多次書信來往交換意見。8月5日,毛澤東致謝覺哉的信中說:“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后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
        此前,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提出: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的另一篇名作《論持久戰》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之一,就是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主觀地、片面地看問題的方法,客觀地、全面地回答了為什么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說:“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并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對于速勝論者,毛澤東認為,“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于中國的長處,夸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
        澤東認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方法上都是偏于一面,都有主觀性和片面性的特點。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去偽存真”:“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四條就是去掉假的東西以求得真的東西,即“去偽存真”。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法。在《實踐論》中,他又提出“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這里著重探討一下“去偽存真”。
        毛澤東歷來反對不誠實和弄虛作假的做法,重視求真求實、理論聯系實際。1938年8月2日,他對抗大學員講話,談到“老老實實”問題。他說:世界上事情都是老老實實的,所以要講究老實,有多少講多少。既反對自大,認為自己蓋世無雙,又反對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批評王明教條主義夸夸其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認為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他說:“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講話中幾次講到講真話、做實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問題。1945年4月24日,他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講的“最后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他說:“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
        偷,實際上是諷刺教條主義者和不誠實的人。毛澤東說:“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教條主義者是懶漢,是“抄襲”的老手,有侵犯著作權之嫌。
        裝,也是不誠實。毛澤東說:“我們黨歷來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即使對馬列主義知道得很少、馬列的書讀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吹,也有一個不誠實的問題。毛澤東說:“還有一個是不要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實報實銷’,要求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
        毛澤東認為,講真話“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作結論講話,最后講的就是“實事求是問題”。他說:“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他這里談的“實事求是”,是反對脫離實際的急躁冒進,反對畢其功于一役,要求扎扎實實地、堅持不懈地做積累力量的工作,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致千里。他說:“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
        ■“眼睛向下”: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五條就是眼睛向下進行調查研究,即“眼睛向下”。
        毛澤東一生重視到群眾中、到社會基層去調查研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在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作過系統的社會調查。土地革命時期,他先后作過永新、寧岡、尋烏、興國四個地方的社會調查,并寫出了《反對本本主義》。但是在抗戰之前,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方法還難以在全局上發揮作用。在抗戰時期,他調查研究的方法開始為全黨所接受、所珍視,在全局上發揮指導作用,這在抗戰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延安,毛澤東在撰寫《實踐論》《矛盾論》,闡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同時,也介紹了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法。他同延安文藝工作者談話,認為大作家是通過調查研究,取得豐富的實際生活經驗,才能寫出形象逼真的細節,留下傳世的偉大作品。
        1941年,是在毛澤東倡導下全黨推行調查研究方法極不尋常的一年。這年3月17日,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寫了第二篇序言。這本書是毛澤東從1927年北伐戰爭至1934年離開中央蘇區這一時期所作農村調查的集子。毛澤東很重視這本心血之作。
        第二篇序言的重要之處是提出了“眼睛向下”的調查研究方法。毛澤東寫道:“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出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他提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他強調,搞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向全黨提出調查研究的建議:“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并指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毛澤東倡導的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揮了重要的表率作用,極大地影響了一代人,特別是高層領導人。比如,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通過調查研究寫出來的,周恩來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取得突出貢獻與調查研究密切相關,陳云也是通過開展調查研究才在黨的建設工作和邊區財經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責任編輯: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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